四年前的清明节，作家薛舒记忆犹新，那是她父亲落葬后的第一个清明。
对薛舒来说，父亲的离去是一场漫长的告别。2012年，她的父亲开始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症状：从家里的顶梁柱、开心果迅速变成了一个陌生人。“或许从那时起，我已经失去他了。”在薛舒看来，父亲的精神已经先一步离去，只留下空洞的躯体躺在病床上。
八年时间，全家几乎一刻不停地照顾着这具躯体。直到2020年，父亲的躯体终于也离她而去。但薛舒觉得，父亲的告别仍未结束：直到亲人们都忘记他的那一天，他才彻底从这个世界离去。
这期间，薛舒用文字记录下了陪伴父亲走向人生终点的艰难历程。2024年1月，薛舒的非虚构作品《当父亲把我忘记：隐秘的告别》《生活在临终医院：最后的光阴》出版。前者记录父亲身患阿尔茨海默症之后的生活，从出现早期症状，到发病，再到智能的全面衰退的过程；后者讲述了父亲完全失去自理能力、住进临终病房后的五年时光。
今年清明，薛舒又早早准备起了给父亲扫墓。之所以早早开始准备，是因为“扫墓就像过年”，子女要互相协调：今年谁回谁家。
在薛舒看来，随着城市化和人口流动、环保和节地要求、数字技术的发展等原因，近年来清明祭扫的习俗正发生着巨大变化，代客扫墓、赛博悼念等方式越来越常见。然而，扫墓遵从何种习俗、甚至不遵从习俗都没有错，关键在于内心的自洽。
仪式的形式一直在变化，人们只要相信自己相信的，就是最好的纪念。
薛舒，女，上海人，生于1969年，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代表作《成人记》《当父亲把我忘记：隐秘的告别》《生活在临终医院：最后的光阴》等。
“直到忘记的那一天，才是彻底的告别”
上观：对你来说，父亲的离去是一场漫长的告别？
薛舒：印象中，父亲有老牛一样顽强的生命力。我记得年幼时全家人去外婆家：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坐小火车，父亲一个人骑自行车，只为省下一张火车票。有几段公路与铁路并行处，我和弟弟扒在窗口，父亲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。他卖力地蹬着自行车，我们挥手大叫：“爸爸——爸爸——”自行车渐渐落后，他的身影越来越小。可只要火车进入某个小站，短短几分钟停靠，他就会再次追上我们。我们便又再车窗挥手大叫：“爸爸——爸爸——”
2012年，父亲开始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。他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人，变得不认识我，一切来得猝不及防。最初我非常崩溃：我把你当作父亲，而你不把我当做女儿。可能从那时起，我已经失去他了。后来，他变得不会走路，不会吃饭，不会穿衣，直到只能空洞地躺在病床上。我先告别了他的精神，再告别了他的躯体。2020年2月，他的躯体终于离我而去。但我觉得，他的告别仍未结束。直到有一天亲人们都忘记了他，那才是他彻底的告别。
有人说：久病床前无孝子。我认为，这恰恰是子女逐渐接受亲人离去的过程——子女逐渐解除与亲人曾经紧密的关系。比如，从原本很依赖父亲，到父亲生病后不再依赖，再到父亲反过来依赖子女，再到子女逐渐抗拒这种依赖关系。或许我讲得有些残酷，但生命总是如此。
上观：你父亲离开时，没有告别仪式？
薛舒：对。由于疫情，只有5个人到殡仪馆为他做了短暂的送别。我认为父亲选在这一天离开，是他给我们的奖赏。因为我从小就疑惑：家人去世时，失去亲人的痛苦已经来不及应对，如何能邀请亲戚、朋友、同事，以及各种各样的人聚在一起？庆幸的是，父亲离去时，我可以完全沉浸在悲伤中，不顾及他人的情绪，也不怕在繁琐的仪式中失礼。
上观：父亲离开后的清明，你是怎么过的？
薛舒：2020年的下元节，我们把他送到东海边最漂亮的一家墓园落葬。2021年清明节，母亲在家烹饪了一桌菜肴。首先在家里祭拜，我们称之为“做清明”。“做清明”不仅是为我父亲，还为母亲张家的老祖宗、父亲薛家的老祖宗。我们在家摆一桌饭菜邀请他们来，吃一顿饭再送走给他们，还给他们准备一些锡箔带走当钱花。之后家人一起去墓园，给父亲以及外公外婆扫墓。
这是母亲主持的清明节。如果以后由我主持，可能就不做饭了，直接去墓园扫墓。
“川沙人和曹路人都认定，自家习俗才正宗”
上观：在你家乡浦东，清明祭扫有哪些讲究？
薛舒：清明祭扫的习俗，每个街镇都不一样。我父亲家住浦东川沙，外婆家住浦东曹路，川沙人和曹路人的习俗就不一样。外婆家的说法是：三年内要在“正清明”扫墓，也就是清明节当天。父亲家的说法是：去世第一年在正清明扫墓，第二年在清明前一天，第三年在清明后一天……诸如此类，我已搞不清了，但川沙人和曹路人都认定，自家习俗才是正宗的。
2021年，我父亲去世后的第二个清明，预约正清明的人特别多。我问母亲：能否不预约正清明，选在前几天或后几天？我妈严词拒绝：不行的，去世三年内每年都要正清明去。没想到她这么一讲，刚好被隔壁邻居一位川沙人听到，两人便争论起来。当然，后来还是听母亲的，我们在正清明的日子，人挤人地扫了墓。
在我看来，扫墓遵从何种习俗，甚至不遵从习俗都没有错，关键在于内心的自洽。扫墓的习俗来自一代代中国家庭的口口相传，没有明确标准。很多人执念于固定的仪式，但仪式的形式一直在变化，只要人们相信自己相信的仪式就好了。
上观：那么，仪式的意义是什么呢？
薛舒：我发现中国人的所有节日，都是聚会和为自己准备美食的日子。人们希望通过各种名义，一家人聚在一起，共同吃点好的。为节日冠以什么名字，则是文化的传承。人们过春节迎接春天，过中秋节亲人团圆，过清明纪念祖先。
因此，节日的形式一直在变化。比如现在扫墓有很多方式，如果人在国外，可以线上扫墓，请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拍摄视频。但亲人的团聚、美好的生活，以及传承的文化始终不变。
我曾参加过外公的葬礼。外公有七个子女：五个女儿、两个儿子，葬礼的排场也很大。让我印象最深的，每隔一个时辰，司仪就来告知外公的儿女们：你们去哭一场。
仪式久了，我听到妈妈和几个姐妹悄悄说：刚才差点哭不出来了。哭不出来不代表不伤心，但如果要求每隔一个时辰去哭一哭，自然流露情感变成了程序，要像定闹钟一样爆发情感的话，到后来再伤心也很难哭出来。
但传统的仪式不能被简单地当作糟粕，它是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家庭结构决定的。以前，是一大家子共同生活在老宅里，家族内部联系紧密、兄弟姐妹很多，才有“大家轮换着哭”的要求。而如今，中国人的家庭结构发生巨大变化，越来越离散化、原子化，逝者离开后，没有那么多相近的亲人前来吊唁，没有那么多人支撑庞大的场面。
清明祭扫也是一样。随着社会和人口结构变化，仪式换一种方式可不可以？我认为完全可以。
“扫墓就像过年，子女要互相协调谁回谁家”
上观：在你看来，近年来清明祭扫的习俗正在发生哪些变化？
薛舒：近年来，三个原因正在让清明祭扫的习俗发生变化：城市化和人口流动、环保和节地要求，以及数字技术的发展。
我曾写过一篇小说《唐装》，讲述父亲带着两个儿子回乡扫墓，却找不到祖父坟墓的故事。故事里，拆迁导致后辈们忘记了祖辈坟墓最初的位置。为了安慰父亲，儿子们伪造了一次迁坟的壮举，终于让父亲达成了心愿。
这篇小说的来源是我家的真实故事。有一年，我与老公回夫家一起扫墓，农村的孩子和爷爷走在田埂上，用脚步丈量一片麦田，走了几步突然说：“左边有棵树、前面有棵树，应该就在这里”。然后，全家人对着麦田的角度就开始祭拜。他家祖坟原本葬在这里，后来由于城市化进程、良田改造或水利开发等原因，墓地和墓碑已无法找到。到后来，后辈们估摸着在这个地方，那就在这个地方了。
城市化进程导致找不着祖坟的情况常有，而人们并不为此执着。只需要在内心告诉自己：已经做了这件事、对得起祖宗，自己又不认为有问题就可以了。
上观：今年清明，你和家人计划怎么扫墓？
薛舒：现在家里子女都少了，扫墓只好互相分工。今年，我家已约定好：我和我老公在上海工作，但因公公、婆婆去年刚去世，老公带着孩子回四川扫墓。弟弟在重庆成家了，因为去年清明回了上海扫墓，今年留在重庆随丈母娘家扫墓。我和母亲则留在上海，给外公、外婆和父亲扫墓。
现在扫墓就像过年一样，子女们要互相协调“谁回谁家”。我们约好了，要作为一个代表去扫墓，扫墓时默念：“谁因为什么不能到场，我代表他们向祖宗磕头。”
“纪念亲人的方式越来越多，这是一件好事”
上观：现在，墓葬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？
薛舒：近年来，上海在推行海葬、树葬、花坛葬、草坪葬等节地生态葬的新形式。我认为，设定节日是为怀念亲人，墓葬的形式只是一种媒介，不必过度追求墓穴、墓碑的排场。比如，我写作时的很多时间都在怀念亲人，而非仅在扫墓时。
上观：对你来说，写作是一种精神上的祭扫吗？
薛舒：是的。父亲离世是我人生中重大的事情，我又是一个写作的人，理应把人生中重大的事情写下来。其实很多人也在记录自己的亲人，只是没有达到能发表的水平。很多读者告诉我，对我的书感同身受，也很想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，用这种方式怀念自己的亲人。
随着数字技术发展，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在网络上留下的痕迹越来越多。很多时候，翻翻曾经的聊天记录，看看往日的照片视频，可能比站在墓碑前更觉得逝去的亲人仍在自己身边。我还在小红书上看到，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悼念自己的亲人，也能在与不少网友的互动中得到心灵的慰藉。
纪念亲人的方式越来越多样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。
上观：以作家的身份构想20年后的清明，你认为可能是怎样的？
薛舒：我只聊聊我个人的想法。如果有一天我离世，我完全不在乎儿子是否来给我扫墓，我甚至考虑是否需要进行遗体捐赠。
我最不喜欢成为将自己置于无用位置、又麻烦别人的人。其实父亲也是这样的人，只是他生病时已没有意识了。他生病的那些年，母亲和全家几乎一刻不停地围着他转。如果他还清醒，他肯定认为这样很不好。对于清明，我也希望选择最简单的形式。活着的时候精彩、不留遗憾就好。
原标题：《作家薛舒：扫墓不遵从习俗没有错，关键在内心的自洽》
栏目主编：张骏 题图来源：来自受访者
来源：作者：解放日报 肖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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